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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交通|政策|设施

时间:2011-04-16  来源:  编辑:  浏览:1281次
”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切都是以车速为尺度,整个城市被汽车所绑架…“街道的存在不是为了隔离公民,而是为了享受城市生活,分享整个城市…道路中间立上了栏杆,主干道两边不准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王军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城市的主人,规划者每笔的设计背后,许多人的生活也被改变…而像大十字这样的主干道,是降低了人们对城市的分享度,最好的公共服务,被路网系统破坏殆尽…”王军先生认为,地上的建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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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能产生爱情的地方

  在达德小学举行讲座,王军先生的开篇语就是,感觉很遗憾,因为记忆中的大十字已经死去。当年可以在大十字随意逛街,买下一把心爱的吉他,如今变成了宽大的马路,中间用栏杆隔着,两旁的小商业全部被毁掉。

  “在这些主干道,车辆呼啸而过,车速统治了一切,就像在非洲动物园,人们只能呆在车里才是安全的。在这样的街道,再也不可能发生转角遇到爱情的故事。”

  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一切都是以车速为尺度,整个城市被汽车所绑架。道路中间立上了栏杆,主干道两边不准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街道的存在不是为了隔离公民,而是为了享受城市生活,分享整个城市。而像大十字这样的主干道,是降低了人们对城市的分享度,最好的公共服务,被路网系统破坏殆尽。”

  古人:最好的城市规划

  王军先生解读城市,通过布局——街区——细胞三个层面。用这样一个结构,对古今中外的城市都能很好地分解。

  老北京的都城规划,用模数法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以矩阵路网连接整个城市。

  “四个廊柱构成间,多少间是个房,多少房是个院落,多少院落是个胡同,多少胡同是个坊,多少坊是个城市。所以,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建成一个很大规模的城市。”密集的道路,将整个城市连接起来,“通过密集的四合院,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曾达到2万人,而现在能做到1万人都算是不错的。”

  生活在密度如此大的城市,人们却不会感到不舒适,因为每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院落,这样的规划紧凑而舒适。

  另外,密集的矩形的路网系统,也让整个城市的血液循环起来,一个点出现拥堵,有无数种可能性能够绕行到目的地。而这一规划理念,也被如今很多大城市所采用,1943年美军从空中拍摄的北京图片,与如今的曼哈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靠着密集的矩阵道路让整个城市活起来。

  交通:重要的是政策而非设施

  当电梯和汽车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摩天大楼、高速公路,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然而,现实却结结实实地扇了人类一个耳光,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并不舒适。

  “上海浦东的规划,几乎把所有城市规划的错误又重新上演了一遍,摩天大楼立在空中,地面的路网却密度很低,公民在那样的环境中出行必须依靠汽车。这样的规划模式,其实是在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郊区才采用的,而我们却把它规划在了城市中心。”

  王军先生认为,地上的建筑必须与地面的路网有着密切的配合,如果是以高密度的摩天大楼为主,那么路网也必须是密集的,并且城市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

  “在欧洲的一些拥堵城市,对道路的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将三分之二的道路还给公共交通,只有三分之一的道路留给小汽车,往往几年时间就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在中国,只是无限制地修建交通设施,你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汽车的增长速度。80%的路权还给80%的人民,而不是留给20%拥有小汽车的人。就像谈恋爱,只有城市让我感到舒服了,我才会更爱她。

  请慎重对待我们的城市

  听完王军先生的讲座,对中国城市现有规划模式感到了深深的忧虑。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已经面临塞车、污染等问题,而这些早在6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曾预见。

  丽江、青岩、南京总统府一带的老城区、北京的胡同……走过很多城市,让人感到心情愉悦的,正如王军先生所说,都是给予公民充分路权,让人感到亲切,真正享受城市生活的地方。在这样的城市,才有可能在街角遇到某个人,才有可能在绿树下和儿女玩耍,才有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吃着最合自己口味的早餐。

  当北京城墙被拆时,龙应台曾发问:为什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是的,为什么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不仅是北京古城,每个城市承载的文化,我们都只是保管者,有义务保护好它们,交给后代子孙。

  当领导们一拍脑袋决定要开发哪块地,当规划者在图纸上划下每一笔,也许毁掉的就是承载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记忆。在那里,我们的父母相遇,我们演绎喜怒哀乐,我们将传统交给子孙……

  当无数的古建筑被拆掉,如今又重新修建仿古建筑,建筑能够复制,记忆却永远消逝。请慎重对待我们的城市,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是城市的主人

  记者:您认为的宜居城市是什么样的?

  王军:看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就看她是如何对待弱者的。在曼哈顿、伦敦那么繁华、发达的城市,依然有贫民窟的存在。城市的发展就在于她的多样性,无论穷人、富人,在这个城市都能愉快生活。

  记者:对于现在中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王军: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给出了答案。在宋以前,街坊和市是分开的,就像如今的中国城市,人们购物只能到专门的市,而坊全部被围墙隔起来。到了北宋,坊、市的界限被打破,城市的多样性开始焕发。政府为城市设立的专门税种,称”城郭之赋“,包括宅税和地税两项。

  现在中国城市的问题是,政府为公共服务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没有渠道回收,政府财政只能依靠工业增加值和卖地的钱来维持。开征土地税后,公共服务越好的地段,征收的税就越多,为了不让税收下降,政府反过来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每个不动产者为每项公共服务缴税,政府每个规划决策必须要问过公民才能进行。

  记者:在您看来,只要开征土地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王军: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物权法的完善,物业税的开征,以及保障性住房的提供配套都需要跟上。其实英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钱修建保障性住房租给穷人,十几年后打折卖给这些租房人。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有尊严地死去,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自己去养老院,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记者:您似乎很反对修建宽阔的马路,为什么?

  王军:因为宽大的马路降低了城市的分享度,也就是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在中国的老城市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广场,人们就是依靠窄窄的马路交流。

  更严重的是,大马路一修,街道两旁的商业立马死去,很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临街的商业,确实是解决服务业,特别是低端产业、吸纳劳动力最好的出口。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就算真的有想法,我也没法做决定。

  王军: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城市的主人,规划者每一笔的设计背后,许多人的生活也被改变。现在的城市规划,决策者只有官员、专家和开放商,真正被改变生活的公民却被排斥在决策之外。这很悲哀。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有改变。在北京有2万多名的拆迁户,联合起来进行诉讼,他们选出了几个人作为代表,其中一个拿着宪法很激动地向我诉说。我问他,你还相信宪法吗?他回答,我们会让它变成事实。如果你一直不动,那总有一天会”被决定“。

  记者:您是从贵州走出去的,对贵阳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王军:如果都像大十字这么弄,我很担忧,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好。但我昨天去了趟花溪和黔灵公园,这两个地方就很舒适,很亲切。贵阳这样高密度的城市,还是要多发展公共交通,把路权还给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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