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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时间:2010-11-25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佚名  浏览:847次
”院内原有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东堂子胡同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座坐北朝南的进院落,建筑面积为平方米…赛尚阿在清嘉庆十年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
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故居介绍】

  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弟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蒙古人,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368平方米。现在的街门是利用一间倒座南房后辟的,无规矩可言。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当年,一进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厅。

  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蔡元培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介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蒋观云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5年,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来敬献了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会活动家,更以职业教育家闻名于世。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也以有“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长;而且,他担任校长的时间也不很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却非常大,说到北京大学校长,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韵味。

  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北大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加自修。”

  进德会会员分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先生堪称“士”之楷模。冯友兰认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还伟大。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认为教学内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戏曲、小说等课程,在教师的选择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顾颉刚回忆:“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从当时北大教授的年龄结构看,既有年过花甲的辜鸿铭,又有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无大学学历,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见到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穷元次疑论》,毅然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北大就对学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还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开放女禁。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

  一位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的先生对我说:“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解放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确实很有意义,但我在实际中始终没能做到。”

  对于教育,我是外行;对于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头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们为何要缅怀蔡元培》。文曰:

  “我们缅怀蔡先生,其实是为了一浇胸中之块垒。四年前,北大改革轰轰烈烈,但最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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