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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植先生 | 阅读《长物志》:从文本到话语

时间:2020-01-15  来源:中国园林杂志  浏览:133次
回顾中国造园史研究的发展历程,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和《长物志校注》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自《园冶注释》第一版(1981年)问世以来,《园冶》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与此相比,《长物志》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兴趣,相关研究比较少,从其编排方式来看,《长物志》更像是一部讲述晚明士大夫造园思想与园林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

回顾中国造园史研究的发展历程,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和《长物志校注》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自《园冶注释》第一版(1981年)问世以来,《园冶》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与此相比,《长物志》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兴趣,相关研究比较少,从其编排方式来看,《长物志》更像是一部讲述晚明士大夫造园思想与园林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然而,这并不影响《长物志》在我国造园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在本文看来,《长物志》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它内容的庞杂性与多学科性,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文本表象下隐藏着士大夫对晚明社会状况的认知、感悟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物志》是探寻古代士大夫造园思想及其影响因素的一个很好历史文本。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与符号分析方法来解读《长物志》一书,力求为我们理解晚明士大夫的造园思想及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启发。

1 《长物志》研究进展:一个简要的文献回顾

1.1相关研究进展

在深入解读《长物志》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王永厚介绍了文震亨的生平以及《长物志》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盛养源从合理性、功能性、材料性和美感这4个方面分析了《长物志》关于室内外环境设计的思想。张燕从晚明文人志士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阐述了《长物志》的审美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受到晚明政治形势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何刚指出,文震亨所崇尚的自然、简朴的审美观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建筑思想十分类似。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长物志》中家具陈设等工艺品的实用与简约主义设计哲学。

1984年以来,现任牛津大学艺术系主任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教授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重要文献资料,开始了晚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在《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一书中,克鲁纳斯考察了晚明社会中流行的长物收藏行为和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随着晚明奢侈消费风气的盛行,传统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面临危机,为了重塑他们的独特身份,他们不得不“创造新的品味”来区分他们与普通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因此,在克鲁纳斯看来,文震亨在《长物志》中阐述各种长物鉴赏之道的潜在意图是想告诉那些附庸风雅的社会大众:最重要的并不是拥有这些东西,而是拥有它们的方式。

1.2相关研究述评

克鲁纳斯的研究指出,《长物志》中物的鉴赏知识与审美准则并不是价值的中立,它们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他所采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也表明,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选择对于园林史学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克鲁纳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由于他的研究对象过于宏大,以至于他更多的是将《长物志》当作一个文献来引用,而并没有对其内容作比较具体细致的分析;同时由于他引用了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很多理论概念,这使得他的论述在理论基础层面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对布迪厄和福柯著作的同时引用)。

与克鲁纳斯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往往停留在文本表面来解读《长物志》的造园理念与审美思想,而没有深入分析文本背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意涵。尽管这样的研究也很有价值,但忽略了造园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重要影响因素的园林史研究,难免会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而失去生命力。

2 阅读《长物志》: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2.1问题意识:探寻《长物志》的造园思想与社会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试图响应国际园林史学界的一些新动态。当前,国际园林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范式的变革”(paradigm shift),在《多视角下的园林史学》(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一书中,前敦巴顿橡树园景观研究中心主任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教授指出这一变革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园林史学研究应该始于文化与社会问题而非特定时期的园林类型和风格;二是应该认识到园林史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要对西方文化在非西方国家园林史研究中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持批判态度。著名园林史学者约翰·迪克逊·亨特(John Dixon Hunt)教授也指出,园林史研究既要建构一种独立性,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它与社会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脱离社会经济与政治史的园林史是危险的,也是值得批判的。同时,根据布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知识往往并非客观中立的,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知识的生产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对于《长物志》而言,文震亨所宣扬的各种长物的品玩与鉴赏之道作为一种知识,它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呢?同时,在这种知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一种话语(discourse)机制呢?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2个问题。

2.2研究方法:鲍德里亚式的符号学分析

为了超越对《长物志》表面意涵的理解并发掘其背后的话语机制,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本文认为,鲍德里亚在《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一书中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与符号分析方法值得借鉴。鲍德里亚指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物主宰着一切,而物主宰一切的方式恰恰就是通过物的符号化来完成的,通过符号意义系统,物不仅成为消费社会的主体,物也在区分社会身份。于是,鲍德里亚通过功能性系统(客观论述)、非功能性系统(主观论述)和意识形态体系这3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功能性的物向符号化的物转化的过程。对比《长物志》和《物体系》,可以发现不少有趣之处:首先,这2部著作考察的都是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状态,或者说2者都试图探寻“物”背后的文化符码,只不过前者关注的是士大夫的身外之物背后的文化符码,而后者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物体系背后的文化符码;其次,如果我们只阅读《长物志》,它那百科全书式的编排方式往往会使读者忽略了对文本本身的关注,然而,一旦将《长物志》和《物体系》做一个比较阅读,我们就会发现,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论述功能性的物向符号化的物转化的3个层面也隐约反映在《长物志》的文本结构中。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认为对《长物志》一书进行鲍德里亚式的跨文化解读是可行的。

3 从文本到话语:《长物志》的符号学分析

3.1《长物志》与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身份地位的变化

要深入解读《长物志》,必须理解晚明士大夫所面临的双重社会困境。首先,在晚明社会奢侈消费之风的影响下,下层社会的民众纷纷模仿上层社会的消费行为与审美品味,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长物逐渐成为一般庶民的日常用品,政府规定的身份等级以及相应的特许消费制度也逐渐走向瓦解。造园也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明人何乔远写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其次,晚明科举制度的拥塞与腐化也威胁着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有研究表明,明代中叶以后生员升贡生的竞争率从明初的40:1增至300:1~400:1;同一期间,乡试的竞争率也从59:1增至300:1,可见竞争之激烈。在科举制度拥塞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条入仕的途径,即捐纳制度,一些商贾富人只要交纳一定的钱财就可获得官职。

因此,面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品味模仿以及商贾富人的仕途冲击,传统士大夫的身份与地位面临严重的危机,他们不得不积极地(或者说刻意地)去创造新的时尚与鉴赏品味来重塑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意识也体现在《长物志》的文本中。

3.2从文本到话语:《长物志》的符号学分析

受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启发,以下从3个方面来解读《长物志》:首先分析《长物志》的客观论述;其次分析《长物志》的主观论述;最后分析《长物志》的评价论述,即考察作为符号化的长物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机制。如果说前2个方面是对《长物志》直接意指(denotation)的描述,那么第3个方面则是对《长物志》含蓄意指(connotation)的揭示。

3.2.1 《长物志》的客观论述:功能性与物质性

《长物志》中很多卷、节的书写方式都是从论述物的客观功能开始的。在与园林营造活动关系密切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位置”和“蔬果”等卷中,这种客观的功能论述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内容涉及造园选址、建筑形制、选材、建造方式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例如,《长物志·室庐》卷中指出,堂屋前面有庭院,后面有阁楼,走廊应能容纳一席宴席;佛堂应建在五尺高的台基上,建阶梯通往堂前,佛堂前设小轩,两侧开旁门,后面与供奉佛像的厅堂相通。通过这些客观的功能论述,文震亨在物质性层面上向我们阐述了如何营造一个质朴的园林生活空间

3.2.2 《长物志》的主观论述:长物的符号化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的功能走向了零度化,物变成了一种符号意义系统,与此相对应,人的心理机制也走向了零度化,即通过对物的符号意义系统的投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因此,消费并不等于需要的满足,物被消费的也并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作为多元符号系统的关系本身,这是物向符号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长物志》中,文震亨通过比喻、隐喻和象征等文学修辞手法对园林生活中的物进行了一系列非功能性的主观氛围论述,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这便是将物纳入一套符号意义系统的必要途径。

《长物志》的主观氛围论述可以从“如画”“典故”和“诗意”这3个方面来加以概括。在文震亨看来,造园就如绘制一幅山水画,庭园中建筑、植物、山、水、石和小桥等物的配置“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长物志·位置·序言》)。庭园植物的布置应该使其四季更替,景色不断,仿佛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皆入图画”);水阁应建在池塘中最宽阔处,按照画中样式修建最好(“ 必如图画中者佳”)……同时,《长物志》中还引用了大量的典故来唤醒物的历史意识。例如,《长物志·花木·松》一节在描绘山松的生长特性时,将其与典故中的“五株”和“九里”作了比较(“何减五株九里哉?”),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秦始皇封松树为“五大夫”,以及唐刺史袁仁敬在西湖边种植松树的往事。这些充满文化情感的典故不仅会让人产生联想,而且它还在物与遥远的过去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互通与交融,在这一相互感知、感应的过程中,功能性的物开始向符号化的物转换。

纵观《长物志》的文本语言,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充满诗意的书写方式。例如,《长物志·舟车·小船》一节对小船作了如下描述:“小船,长丈余,阔尺许,置于池塘中,或时鼓枻中流;或时系于柳阴曲岸,执竿把钓,弄月吟风;以蓝布作一长幔。两边走檐,前以二竹为柱;后缚船尾钉两圈处,一童子刺之。”通过这种诗画般的书写方式,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功能性小船形象已被弱化,甚至被完全消解,小船已成为了一个充满意韵的、流动的文化符号。

3.2.3 《长物志》的评价论述:长物的话语

尽管《长物志》对物的书写往往从功能性的介绍开始,然而从总体上看,功能性的论述只占很小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是对物的主观论述和以倡古/斥今、崇雅/贬俗为最终价值准则的评价论述。例如《长物志·室庐·门》一节指出,门环最好用蝴蝶或者天鸡、饕餮等形状的古青铜,否则就用紫铜或精铁,像旧式那样铸造而成的,黄铜和白铜的都不可用。在《长物志·室庐·海论》一节中,文震亨总结了园林营建的经验:“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疏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然而,果真像文震亨所说的那样,清新雅致的情趣是物的天然本性所成吗?那为什么同样是太湖石,如果用来做桥,就很俗气(“有以太湖石为之,亦俗”),但如果用来做台阶,就很好(“以太湖石叠成者,其制更奇”)?

在本文看来,《长物志》中的评价论述其实是一种排斥性的话语机制:通过宣扬古雅的审美情趣来抵制或对抗晚明流行的奢侈消费文化,以此来区分社会大众和士大夫在长物鉴赏品味上的界线,从而巩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在《长物志·书画·名家》一节中,文震亨不厌其烦地罗列了140多位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的名字,并指出这些名家的作品在收藏时是不可或缺的,而其他的都不宜收藏,即使有,也不宜拿出来展示。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奢侈消费文化之盛行,也表明了普通大众收藏品鉴知识的缺乏与混乱,因此,文震亨对名家的罗列与评价实质上为社会大众的收藏和品鉴行为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价值标准。同时,《长物志》中的评价论述也反映出文震亨对传统士大夫身份认同危机的深深焦虑,而解决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建构出一套新的收藏品鉴知识和园林生活的美学准则,以此来划定士大夫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

那么,什么样的美学知识是社会大众所难以模仿或拥有的呢?或者说,哪些知识最能代表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品鉴层次呢?显然,那些无形之物的知识是人们最难以模仿和掌握的。在《长物志·书画·悬画月令》一节中,文震亨向我们完美地展示了一种无形的、关于时间的品鉴知识与美学准则。通过对一年中20个时间节令应该悬挂何种绘画的详细描述,文震亨将一个自然的时间(nature time)建构成为一个生活的时间(lived time)、一个美学的时间(aesthetic time)、一个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时间(political time)。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间的功能性逐渐消隐了,它转变成一种具有消费价值的文化符号,从而也暗示着一种新的长物品鉴知识与美学准则的流行。

4 结语

近年来,澳大利亚建筑与园林史学者冯仕达(Stanislaus Fung)博士对《园冶》所做的一系列跨文化解读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古代经典造园文献开启了新的思路。冯仕达指出,当前园林史研究中思想的枯萎就反映在对造园理念的重复解读以及对文本表面事实的不断注解之中,这无形中将经典文献推回到了那遥远的过去,其价值将难以再现。其实,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还要对当下的情形发挥作用,仿佛它就是为今天而写的,而不只是一个17世纪的本文,面对的只是17世纪的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长物志》进行了鲍德里亚式的符号学分析,研究指出在《长物志》所宣扬的品鉴知识和美学准则的表象下隐藏着一种排斥性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的产生与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有关。因此,必须超越传统的阅读分析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长物志》造园思想的真实内涵。


编辑:wangxia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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