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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做好“中国设计”?

时间:2018-03-29  来源:   编辑:   浏览:257次
在快速发展的脚步之下,中国现代设计在基础与向上体系的架构方面依然有许多难以明辨的问题等待解决,因此,对40年来中国设计艺术与设计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整体的审视,深入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设计飞速发展,尤其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设计已然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此可谓“无设计,不转型”。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脚步之下,中国现代设计在基础与向上体系的架构方面依然有许多难以明辨的问题等待解决,因此,对40年来中国设计艺术与设计教育的发展脉络进行宏观、整体的审视,深入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日前,“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外学者聚焦“战略·决策”“文化·选择”“城市·创造”和“教育·未来”四个议题,共探中国设计与设计教育的未来之路。

中国风格的设计,不是不能做,毕竟,我们的文化里的确有很多精粹的东西值得去挖掘和运用。但用的时候一是不能只是拿一些表面的意向;二是要用在合适的地方。

第一点具体来讲,中国传统里的那些好的工艺、巧思,并不是无来由的真理,其背后也有自身的理据,对于功能的考量或意趣的申发等。所以在用的时候要回归到其中的“理据”,是否契合要达到的目的。

第二点跟第一点是承接关系,如果探究了背后的理据,那么一定会明白何处该用而何处不该。比如陶瓷工艺用在日用品中,传统园林手法用在建筑中,还是可以做的很好;但如果反过来,把一栋大楼做成花瓶的样子,在汽车上加一些古建筑的图形,就是很典型的误用了。体量、尺度完全不同的事物生硬地嫁接,一定是会闹出笑话的。所以,除了单纯为了噱头以外,在使用“中国风格”时首先要保证自己确实理解了要借鉴之物背后的奥妙所在,然后将之抽象化以求能够让其优势在自己的设计中最大化,才能够产生正面效果。最终还是回到原答案那句话:任何风格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设计在设计之外

在经历过“工艺美术”时期、“工艺的商品经济”时期后,清华美院教授柳冠中认为,中国设计现在应该进入“以人为本、以生产为本”的时期,“设计的东西要能被制造、被流通、被使用、被回收”。柳冠中曾用“四品论”来说明设计所针对的问题,即同样一个杯子在工厂是产品,在商场是商品,在消费者手中是用品,在垃圾厂是废品。“从美学、美术发展的角度看设计,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现在往往是孤立地看一个结果、看一种表现形式,这阻碍了我们对设计的认识。”柳冠中指出,一定要把工业设计当成创新的机制模式来认识,而不是创新的一种技巧。“设计是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存方式,它总是要超前的,设计在设计之外。”柳冠中说。

当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追求可持续利用等是设计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出于商业化和市场化考量,目前设计领域也存在异化现象。如,功能设计的表面化、商品设计的极端化、民族风格的符号化、奢侈设计扩大化、易忽视人群被边缘化等等。“从功能设计来讲,如果只是单纯地考虑某一动作不方便的需要,就开发一个产品,这不是为人服务,而是在弱化人的能力。从表现民族风格来讲,中国符号不应该简单地被模式化套用,而是要在深刻理解民族传统后在设计中真正表达中国精神。从设计导向来讲,设计师应该积极深入生活,关注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及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群体的设计需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王明旨认为,除了满足功能需求外,设计对于引导人们科学理性的生活同样非常重要。

城市设计的厚度与温度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需求的转型,中国城市设计项目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依然没有解决超越规模和增量的城市特色风貌、环境品质和文化内涵等问题。“千城一面、强度失控、旧区改造格式化、文化缺位等现象屡见不鲜。”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规划是理性的、自上而下的、无差别化的简单化管理,而这与一个需要渐进调试、不断持续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存在深刻矛盾。

作为一名亲历者,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郭线庐见证了古都西安几十年来在设计驱动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的确有不少地区把非常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随意拆掉或者翻新重建,令人惋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们可能不够时髦,但恰恰正是它们体现着我们的文化传承,没有这种物化的存在,何谈高度的文化自信?”郭线庐表示,设计不是盲目的,而是要以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开发和利用为主线,“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是今后要坚守的文化底线”。

城市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精致、宜居的人居环境。为此,王建国总结了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注重个性化的城市特色空间和形态营造,二是注重人的感知和体验,三是要使平凡建筑和伟岸建筑、日常生活空间和宏大叙事场景等量齐观。

分类办学与情怀培养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总结了40年来中国艺术设计突出呈现的三个特征,即从小变大,由微变强;从吸收外来经验到适应本土发展;从设计本体走向广义的设计社会学。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发展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央美院在老院长靳尚谊的倡导下建立了设计学科,使得央美的学科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进入21世纪,时任院长潘公凯推动成立了设计学院、建筑学院和城市设计学院,使中央美术学院“大设计”教学结构得以发展壮大,并与国内外设计教育机构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涌现出许多新的成果。

如何准确定位设计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培养设计人才并与民生需求对接是当下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提出,设计教育同质化仍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应引导相关院校科学规划专业布局,实现分类办学、特色定位。“只有具备了工艺传承型、科技创新型、产业服务型、策略研究型设计人才,中国的设计教育才算相对完整。”潘鲁生强调,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怀和责任感,要使未来的设计师们懂生活。据介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目前已推行“工艺美术+”课程优化计划,关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教育的探索,在课程体系中融合中华传统文化造物体系与造型体系,注重培养设计师的民族文化情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大设计”应如何发展?范迪安认为,一方面要继续面向世界,研究和吸收国际设计与设计教育的新经验;另一方面要瞄准中国需要,研究中国问题,服务国家建设,面对民生现实,弘扬中华传统“工匠精神”,在设计教育上更着眼于培养具有全面素养和优秀创造才华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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