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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商周古城考古有了新发现

时间:2016-05-14  来源:衡阳全搜索  浏览:242次
吴顺东介绍,数千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但随后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城市也越来越大…”吴顺东说,这样的古城遗迹,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到商周时期,这座城市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如此密集的窑炉遗迹,应该是当时的城市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冶铸作坊集中安置在处,统管理,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而今,“江洲城址”无疑将填补常宁以及湖南历史的段空白,更重要的是

东城墙发掘现场

从旧时代到商周以及明清时期的各种陶器碎片

连日来的降雨,让江水流进江州城址临江的考古工地

湘江南岸发现的一处古窑址

2014年底,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带领一群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处历史遗迹:遗迹中地下文化堆积丰富,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再到唐宋及近古三代,均有人类生产活动的痕迹。吴顺东将其命名为“江洲城址”。

时隔近一年半以后,2016年5月6日,记者再次踏上“江洲城址”,想探究其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超级大城”:城内面积18万平方米,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王城

“基本可以确定,在商周时期,这是一座超级大城!”长期早出晚归的现场考古工作,让吴顺东这位湖南考古界的权威专家被晒得更加黝黑,但谈到这处遗迹,他仍然掩饰不住那股喜悦。

2014年底开始的调勘工作,考古人员最初发现了东城墙(呈南北走向)、护城河等多处遗迹,到2016年4月份,“江洲城址”其他三处城墙的剖面也已水落石出。

考古人员在城墙基础部位发现了时代特征鲜明的绛褐色早商土壤,城墙基槽内还发现了黑色芦苇碳粒,再加上在护城河和城墙内上发现的木立柱的碳化颗粒综合各种发现成果,整个城市的建设年代和区域分布有了较为肯定的推断。

吴顺东介绍,数千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但随后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城市也越来越大。到商周时期,这座城市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据测量,目前已经发现的城墙最宽处竟有10余米,足以并驾行驶马车,而高度约10米,城内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面积如此庞大的城池,就算是在西汉,也相当于两个县城的规模,而在商周时期,则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那些王城。”吴顺东说,这样的古城遗迹,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距离东城墙不远的区域(现在被称为犁头咀),还发现了较为集中的窑炉遗迹和大量矿石冶炼后所剩余的矿渣,这是让吴顺东颇为疑惑也饶有兴趣的地方。

“在商周时期,冶炼铸造是极其重要的行业,是国家或者城邦的核心竞争力。如此密集的窑炉遗迹,应该是当时的城市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冶铸作坊集中安置在一处,统一管理,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按常理,这么重要的区域绝对是在核心地带,并有重兵把守,怎么又会把它布置到城市边缘呢?”吴顺东由此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或许这片“冶铸区”也是当时城中的中心区域之一,其地位等同于城市统治者的生活办公区,暂且把它称为“禁城”或者是城中城,而已发现的东城墙,其实只是保护“冶铸区”的内墙。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真正的东城墙还要往东延伸,这座商周古城的面积有可能比之前所测算的还要大。

不过,吴顺东表示:“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都要等到全面、深入地发掘以后才能下结论。”

谜之遗迹:如此庞大的城池,为何历代文献中都没有记载

“常宁,周朝以前属荆,战国时属楚,秦汉时属耒阳县,三国吴孙亮析耒阳西南地置新宁、新平二县,东晋太元二十年(396年编者注下同)并新平于新宁县,属衡州。南北朝属衡阳国,隋朝属衡州总管府。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新宁为常宁,属衡州郡。五代及宋属衡州。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升为州,无领地,属湖广行省领北湖南道。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降为县,属湖广布政使司衡州府。清属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据清同治《常宁县志》

虽然在历朝历代,常宁所属地域均有明确标注,但关于常宁详细的地方史料却并不多,常宁市文物局局长唐伍华告诉记者:“常宁在唐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这一缺憾随着对“江洲城址”考古调勘工作的铺开,已渐行渐远。

不过,记者有一点很不理解,在商周时期就有如此宏大的城池,必然代表当时土著的国力强盛,但为何在历代文献中也都没有提及呢?对于这个问题,吴顺东有他自己的看法。

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土著原居民被称之为“越族”。实际上这些“越”是众多族群的泛称,各有种姓,互不所属,或称“吴越”(苏南-浙北)、或称“东瓯越”(浙南-闽北)、或称“闽越”(闽南)、或称“扬越”(江西-湖南)、或称“南越”(广东)、或称“西瓯越”(广西)、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故而又称“百越”。而“江洲城址”的缔造者很可能就是百越中的一支。

当时,中原地区才是中央王朝的根据地。由于交通工具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很难达到或者全面控制“胡”“越”之地(古代中国泛称北方民族为“胡”,东南方民族为“越”)。因此,“江洲城址”上生活着的土著越人,就在相对稳定同时也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就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和发展着,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土著越人特色的早期文明和各种工艺技术,这一点,可从此处大量出土的、印有明显象形文字雏形花纹的硬纹硬陶残片得到佐证。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么这座商周古城之所以被“雪藏”了2000年,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常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李云霞告诉记者,随着对“江洲城址”调勘工作更深入的开展,或许会有更多新发现浮出水面。在古代中国,对胡越之地历来都有“蛮族”之称。而今,“江洲城址”无疑将填补常宁以及湖南历史的一段空白,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湘江流域文化,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编辑: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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