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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代价

时间:2016-05-04  来源:  编辑:  浏览:211次
它位于我国温带草原带的东北部,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的东侧边沿…但是,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损坏,草原退化荒凉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草原开发付出了繁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东北草原的突出特色是水草丰美,生活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域的少数民族依附肥美的草原长期过着“追逐水草”游牧生活…直到明清时期,东北西部草原地域仍然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
    摘要:我国东北地域拥有辽阔丰美的草原,科尔沁草原、松嫩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都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大批移民迁入草原地域开拓垦区,尤其日本侵入东北后大肆抢夺东北的草地资源,使东北的草原面积趋于萎缩,草原过牧日益严重。草原退化、荒凉化和盐渍化成为东北草原不合理开发而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症结词:清代;东北地域;草原开发;生态环境;代价
    
    东北草原包含东北三省的西部和内蒙东部的赤峰市、哲里木盟、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的草原。它位于我国温带草原带的东北部,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的东侧边沿。东北草原依据自然特色(气象、地理地位、地形、地貌、土壤和植被等)可分为3大片草原: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赤蜂市、辽宁西北部)、松嫩草原(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兴安盟)和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盟)。东北草原的突出特色是水草丰美,生活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域的少数民族依附肥美的草原长期过着“追逐水草”游牧生活。直到明清时期,东北西部草原地域仍然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但是,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损坏,草原退化、荒凉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草原开发付出了繁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一、清代蒙地的开放与开发

    清代东北的西部草原地域,属于蒙古游牧区。对于这个蒙古族聚居区,清政府履行了盟旗管理体制。所谓盟旗制度,是在蒙古族原有的氏族部落基本上,参照满族八旗的组织原则,在每部之内以旗做为军政合一的基础行政单位,旗设札萨克(旗长)统率全旗。旗下设佐,每佐旗一般拥有150丁。相邻的部旗,编组为盟,设盟长一人,一般均由盟内旗长中发生。清政府在东北西部草原蒙古族居地设立了哲里木、伊克昭、卓索图三盟,地范含从呼兰河中下游以西、嫩江下游地域起,向南直到古北口、喜峰口的宽大地域,共分14部、26旗、901佐。
    
    清政府将蒙古各部“编入旗伍,安插牧地,赐以牲畜”。[1]各盟旗均有其游牧区域,“凡疆理,各识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图,以定其游牧,无山河则树之鄂博”。[2]这些牧场属于国有,称为“蒙地”,由清政府赐予蒙古王公占领和应用。在清政府履行封禁政策后,蒙地也列入封禁区,制止汉族流民进入蒙地开垦耕作。
    
    清廷为了保证军马的供给而在东北草原的南部的大、小凌河流域还设立了两处官牧厂,即广宁盘蛇驿牧厂和锦州大凌河牧厂。这两处官牧厂以养马为主,长期坚持骟马10群、骒马24群,牧养军马13600匹的蓄养范围,由兵部管理。此外,清廷为了保证皇室须要还在今彰武县境内设立以蓄养牛羊的养息牧牧厂,额定蓄养红牛4000头、黑牛1000头、羊1万只,有蒙古牧丁1190人,由内务府管理。
    
    虽然清政府对蒙地履行封禁政策,流民的进入和土地的开垦均受到限制,但是汉族流民始终没有结束北上西进的步伐,农业垦区沿着柳条边西侧不断向草原扩大。乾隆十三年(1748),土默特、喀喇沁两旗境内查出流民私垦草场247500亩,清廷虽然宣称今后严禁再行私垦,但对已垦土地仍准流民持续佃种。[3]乾隆十四年(1749)发明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部蒙古王公“出典开垦”土地,阐明蒙古草原地域不断有新的流民迁入。当时,“远来垦荒就食之民”,普遍散布于西喇木伦河以南地域。随着汉族流民凑集愈多,草原的农业开发愈快。如塔子沟地域,乾隆中叶已经是“百谷殖焉,桑麻树焉”,而且呈现了“蛮子(汉人)与蒙古杂处,蛮子耕蒙古地,输其税于蒙古,蒙古则畜牧而已”的历史局势。[4]敖汉旗也是蒙古王公“招民垦种”,汉族流民出押租钱耕种,“民人挟资携眷陆续聚居”此地,“数十年来,生齿日繁”,至嘉庆初年敖汉旗已以“人烟浓密”著称。由于垦种渐多,使蒙古牧场有所缩小,蒙古王公请求驱赶垦种的民人。清廷鉴于“民人垦种年久,既出地价,业费工本,眷口众多,难以迁移”,不赞成撵逐,仍准“给与印照,按亩交租”。[5]
    
    乾隆中叶,科尔沁“蒙古各部落因有闲荒山场,恳请招民开垦”。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流民敏捷进入科尔沁左翼各旗,很快就在前、中两旗呈现了近80个流民村屯。科左后旗包含今辽宁省昌图及康平的一部分。清政府在关内产生大灾荒的情形下,推行了“借地养民”政策。嘉庆七年(1802)同意科左后旗于常突额勒克等处“招民垦种,所收租银,作为该旗当差度日之用”。至嘉庆十一年(1806),仅仅四年时光,常突额勒克“流寓民人已有数万”,遂设昌图厅管理。道光二年(1822),又查出科左前旗、中旗私招流民200余户,给荒开垦,“垦成熟地已有二千余晌”。道光三年(1823),清政府在两旗清查出新增流民358户,垦成熟地4730晌。尽管清查后清政府一再声名“如再查有一户出口,即行驱赶严办”,但事实上每次查后均予以默认,并将新增流民交由昌图厅编设保甲管理。道光七年(1827年)查出法库边门外科左后旗台吉那沁等,“将该旗库都力等处牧马荒厂,招集流民,私行开垦”,1400多户流民“在此携眷种地度日”,清政府仍然是“准其容留”。[6]截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科左后旗在库都力、八面城、金家屯等处,招民开垦土地共达270000多晌。
    
    乾隆五十六年(1791),郭尔罗斯前旗镇国公恭格拉布坦私召流民,嘉庆五年(1800)已有汉民3330户,垦田265648亩。清政府承认现状,同意在长春堡(今新立城)处所设立隶于吉林将军的长春厅,下属沐德、抚安、恒裕、怀惠四个乡,以“借地安民”,并令民人纳租,“以资蒙古生计”。尽管清廷仍保持蒙地封禁政策,一再强调“对后迁者仍行严禁如故”。已开放的垦区内严禁蒙汉杂居,除现有垦地居民外“不得多垦一亩,增居一户”。但封禁的口子一旦放开,便无法收束。此后蒙地私垦日盛。嘉庆十一年(1806),长春垦区查出新增流民1500余户,嘉庆十三年(1808)又查出流民3010户,清政府不得不予以承认,“均入于该处民册内,所垦地亩听蒙古自行收租”。嘉庆十六年(1811),长春厅编定民户11781户,民丁61755口。嘉庆十四年(1809)昌图厅也查出新增流民3900余户。道光三年(1823)科左中旗卓里克图亲王私招民人垦荒3184垧,清廷无可奈何,只好“免去究办”。清政府鉴于蒙旗招垦现象日益广泛,道光十二年(1832)盛京工部侍郎裕泰拟定了“科尔沁开垦荒地章程”,后又奉旨制订科左后旗“开种库都力地亩专条”,正式断定蒙荒招垦押荒制,规定押领蒙荒一垧,须纳押荒银一两,即可领得土地执照,合法占领和耕种蒙地。[7]从此,清政府从法律上对蒙地招垦予以部分认可。蒙地逐渐开放后,宽大流民在原蒙地封禁区开拓了以长春和昌图为中心的两大农垦区。
    
    蒙古草原因汉族居民较少,清政府规定蒙古东部的民事和政务由东三省就近兼理。清政府规定:“凡哲里木盟重大事件,科尔沁六旗以近奉天,故由盛京将军专奏;郭尔罗斯前旗一旗以近吉林,札赉特、杜尔伯特三旗以近黑龙江,故各由其省将军专奏”。[8]随着汉族国民大量进入蒙地开垦,增强了蒙古各部与东三省之间的经济、文化接洽,使清政府不得不在蒙古草原增设民治机构,逐渐以州县制代替了新垦区内的盟旗制,先后设置了塔子沟、三座塔、八沟、乌兰哈达、长春、昌图等六个直隶厅,并在行政上自东三盟划出,分属承德府及吉林将军、奉天府尹管辖。
    
    进入20世纪,东北边境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为移民实边,力保疆土,乃于1902年发布蒙地开禁,许可蒙地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主持下设局丈放。从此,东北蒙地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蒙旗招垦”发展为“官局丈放”,由被动弛禁转为自动开发。
    
    黑龙江将军负责主持丈放札赉特旗、瓤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及依克明安旗等处蒙地。1902年6月设立总理黑龙江札赉特等部蒙古荒务总局,着手办理诸旗蒙地丈放事宜。札赉特旗1902年出放莫勒红冈子荒地27694垧,1903年丈放莫勒红冈子及滔浪河以北荒地26850垧,1902—1903年还在以上两处查放熟地24577垧,1904年该旗又放出二龙索克及望海一带荒地107812垧8亩。翌年,在莫勒红冈子设大赉厅,并设塔子城、景星镇两处罚防,到1908年,该旗已丈放蒙地499942垧。郭尔罗斯后旗蒙地1903年丈放荒地290005垧,1904年开放铁路以西荒地152866垧,1906年续放铁路两旁余荒59490余垧,1907年丈放沿江荒地130179垧,共计632540垧。遂以该旗垦区置肇州厅。杜尔伯特旗1904年开端丈放,至1906年共丈放熟地和荒地386250余垧,乃于杜尔伯特旗垦区置安达厅。依克明安公旗1906年开端丈放,到1907年放出克俭社荒地213124垧,1908年又续放毛荒91350垧。[9]
    
    科尔沁诸旗蒙地的丈放仍由盛京将军兼理。1903年,科右前旗开端设局丈放,陆续丈放了巴彦昭以北至那金河、交换河一带蒙地62.5万垧,1904年在双流镇设洮南府,辖靖安(治白城子)和开通(治七井子)二县。同年科右后旗开端设局丈放,放出洮儿河以南熟地18467垧,生荒222991垧,翌年在解家窝堡设安广县。1908年和1910年又续放该旗洮儿河以北荒地,1910年在叉干挠置镇东县。科右中旗蒙地从1907年开端丈放,陆续放出该旗茂改吐山以南,得力四台以北,以及阿力加拉嘎、高丽坡等地蒙荒16万余垧。[10]1909年,遂以该旗垦地置醴泉县。科左中旗卓哩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因欠有巨债,乃于1908年丈放采哈、新甸等处蒙地8.64万垧。翌年,该旗又出放洮辽(洮南至辽源)官道两旁荒地83025垧。
    
    1903年6月15日,郭尔罗斯前旗和农安县结合发出艾甘兔处所招垦告示,开端丈放该处余荒。翌年10月停止,放出土地1.276万垧。该旗札萨克齐默特点木丕勒因积欠巨债,乃请求丈放该旗剩存蒙地。1907年4月,经达桂奏准,正式开放该旗长岭子蒙地,放出毛荒84741垧。1908年设长岭县,将蒙荒局改为长岭县招垦处,另订章程,履行“分年收价”措施,以激励国民领垦。此后,丈放速度加快,从1909年2月至清亡前,长岭县蒙荒已放出12668垧,其余8万余垧亦为长岭县天利公司所包领。[11]
    
    随着大批汉族流民的移入和蒙地的开放开发,东北草原牧业呈现衰落的趋势。到清末,清廷官办三大牧厂已经日趋衰落,据云:“原设锦州大凌河、广宁盘蛇驿牧厂二处,系为此厂草枯,改牧彼厂,马匹得以肥壮,孳息蕃昌,迨同治二年前任副都统恩合奏准盘蛇驿开垦升科,仅留大凌河一处,无论天时旱涝,水草枯薄,限于偏隅,不可移易,以至近来膘壮缺歉,孳诞辰渐短少……自同治二年开垦以后,大凌河一厂已不足三十四群之牧养,又加海风严格,一遇风雨,伤病居多。”[12]1901年经盛京将军增祺奏准,不得不正式开放大凌河牧厂。养息牧牧厂亦呈衰败之象,1896年5月25日,大臣溥顾曾“由大荒地取道出边,周历陈苏鲁克之红牛群、黑牛群、养息牧、高山台,养瞻地,并新苏鲁克之红牛群、黑牛群、养息牧、高山台、养瞻地,并新苏鲁克共六段。讵意由西至东,并未见牛羊牧群”。[13]因此,翌年遂将养息牧牧厂招民开垦。
    
    东北各蒙旗“自开边禁以来,垦辟渐多,凡水草利便之区,悉为稼穑丰盈之地。牧场既蹙,畜养又复无方,以故雄骏之材日就稀疏,至饲养牛羊,……于乳种则恣意取求,于刍秣则毫无准备,牧政日坏,生计日绌。各旗畜牧,惟达尔罕旗尚盛,马牛羊三种共约一百四十五万头。博多勒噶台旗次之(镇国公旗约七万头,图什业图旗约五万头),最少者宾图、札萨克图诸旗,宾图旗三万余头,札萨克图旗二万余头”。[14]至于郭尔罗斯蒙旗,更因“业已放荒,牧场合存者日少,然未开之荒地及不可开之地仍有游牧牛羊群,其余农家所牧羊畜猪为副产者亦多”。[15]黑龙江省肇州厅“以蒙荒出放,蒙人畜牧渐至失业,蒙人渐知耕种,以畜牧为生活者渐少”。[16]呼伦贝尔地域绵羊的屠戮头数逐年减少,满洲里1909年屠戮绵羊24691只,1911年减到18686只,海拉尔1909年屠戮59885只,1910年为42074只,1911年减少到1551只。[17]东北草原畜牧业的衰落,重要是清代中叶以来蒙地开放、开发所造成的成果。
    
    民国以后,随着清朝的消亡,蒙古王公贵族更是失去了特权维护,剩余的蒙地也陆续被全体开放,内蒙古东部的辽阔草原,就成为一片片新的农垦区。
    
    二、日本对东北草地资源的抢夺
    
    早在1915年5月,日本就通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二十一条”)牟取了所谓的“南满洲土地商租权”和“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合作权”。所谓的“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合作权”,就是以农业投资的情势进行土地资源抢夺。尽管这个条约因中国国民强烈反对,一直没有正式订立施行细则,但日本并未因此而结束侵犯东北土地的举动。日本在内蒙古东部以合办公司的情势抢夺了大批土地。如东蒙古拓植盛德公司在巴林旗占地2万余亩,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侵犯的土地、矿山、山林遍及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卓索图4盟36旗。日资满蒙农业组合在达尔罕旗盗买土地5万余亩,兴发公司在达尔罕旗亦占地40余万亩,蒙古产业公司在巴林旗抢夺土地35万余亩,东北兴农公司则对郭尔罗斯公司100方里蒙荒进行投资。从1913年到1922年,日人在内蒙东部设立的所谓合办公司达l0余处,牟取农场、林地和矿业占地约有10299360亩之多。其中大仓财阀在内蒙古东部经营的水田就已经达数十万亩之多[18]。
    
    1917年,日本东洋拓植株式会社(简称“东拓”)权势侵入东北,以长期低利贷款赞助日人抢夺东北土地。它所贷款的佐佐木农场在东北西部双辽、通辽等县盗买土地90余万亩,华峰公司在东札鲁特旗盗买土地63万余亩,中岛真雄亦在该旗盗买112万余亩,隆育公司在白音太来、西札鲁特占地54万亩。它还通过合办东省实业株式会社、黑龙江吉沁农场、开鲁同兴垦牧公司的方法侵犯东北西部草原大片土地。而“东拓”通过“贷款”的方法抢夺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到1922年末,“东拓”在东北直接占领土地1338200亩,通过贷款方法占夺的土地更达3477000余亩。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满铁”以期雄厚的资本直接参与了号称“奉西三大工业”的南满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等三大会社的创建,以增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域农畜产品的抢夺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政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犯打算,加紧了对东北的土地抢夺。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辟公司”,以没收、强夺并烧毁地契等方法大批抢夺东北土地,分给日本移民耕种。翌年1月,伪满正式发布许可日本人从该年3月份起可在东北自由购置和租用土地。1934年1月,日本开端在东北大范围拉拢土地。1935年,日伪组建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成为日伪进行大范围“拉拢”土地的主要机构。1937年9月,日本、伪满洲国政府和满铁、东拓、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共同出资5000万元,将该会社改组为满洲拓殖公社(简称“满拓”),使之成为日伪推行移民侵犯的“国策性使命履行机关”,专门从事“移住用地的取得、管理及出卖”。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犯相配合,1939年1月,伪满洲国设立了开辟总局,下设总务处、拓垦处、土地处,各省县则设有开辟厅、科。该局名义上是“开发未应用地”,实际上无论荒地、熟地,皆在其抢夺之列。到1944年,日本仅在伪兴安总省就迁入40个日本移民“开辟团”,共计迁入日本人5734人[19],共侵犯草原地域的土地169692公顷。日本还在内蒙古东部草原设立了大量机械化农场,仅1936—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牙克石一带即设立了7处大型机械农场,开垦草原23850垧。据1943年统计,伪兴安总省机械农场已达41个,开垦土地21687公顷。
    
    日本为了抢夺东北丰盛的畜产资源,对畜牧业履行了“统制”政策。1937年和1941年日伪先后两次制订畜产开发五年打算,履行畜种改进和畜疫防治,强化对畜牧业的管理,并履行畜产“统制”。日伪首先控制畜产品流通。1932年公布“农民畜生卖买取消措施”,1935年制订“家畜产品交易法”和“家畜交易市场法施行细则”,1938年公布“毛皮皮革类统制法”,翌年制订“毛皮皮革类配给统制规矩”,通过实行这些“统制”法规,控制了东北畜产交易市场。同时,伪满在东北设立60多地方谓的“公认市场”,畜产交易须在“公认市场”中进行。为了控制畜牧业生产,日伪还设立各种畜产组合及合作社。1938年,伪满设有绵羊合作社36个,产马组合98个。伪满后期,日伪重要通过设立畜产特别会社来控制东北畜牧业,“满洲畜产株式会社”设于1937年8月,资本500万元。翌年伪满将该会社定为“特别会社”,由伪满政府与“满洲拓殖公社”与“满鲜拓植株式会社”共同出资1500万元,全面垄断东北家畜配给、畜产拉拢、、加工运输、贸易及资金融通业务。该会社在哈尔滨、天津设支店,在海拉尔、通辽、林西、赤峰等地设有办事处。各省畜产商则组成“统制组合”,由该会社控制。“满洲羊毛同业会”成立于1938年,系由“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康德毛织株式会社”、“秋林股份有限公司”及“东蒙贸易株式会社”等五大公司结合出资统合而成的一家全面垄断东北羊毛的收购、配给及输入的特别会社。日本通过这些垄断性的畜产公司,增强了对东北地域畜产资源的抢夺。
    
    牧草也成为日伪抢夺的目的。滨洲铁路沿线所产的牧草(重要是羊草)就曾经大批被日军征用。据“满铁”统计,由土尔赤哈(龙江)、小蒿子(泰康)、宋站、满沟(肇东)火车站,发出的羊草1932年为1.93万吨。此后逐年增添,到了1939年为2.52万吨。伪满在肇东成立了肇东羊草组合,以肇东县为中心,于满沟站(今肇东站)、宋站、尚家、姜家设四个分区,1940年征购羊草2.23万吨,1941年征购3.87万吨。
    
    在日伪政权的畜产“统制”和“出菏”的殖民抢夺下,东北的畜牧业敏捷衰退。从东北畜生的数量来看,牛由“九一八”事变前的272.7万头减少为1943年的126.1万头;同期羊由580万只减为149.3万只;马由322匹减为174.3只[20]。东北本来是我国主要的畜产出口基地,但到伪满末期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基础上结束了。东北牛的出口量,1937年为24435头,1940年仅剩100头;马骡驴的出口量,1937年为5998匹,而1943年仅剩161匹,同期羊的出口量也由132897只猛降为90只。与此同时,东北畜产加工品的出口也急遽降落。东北仔绵羊皮及仔山羊皮的输出量,1937年为204411张,1943年仅剩5张;绵羊皮及山羊皮的输出量,同期也由390123张猛降为11663张。东北绵羊毛的输出量1937年为2884574公斤,1940年急遽减少为398934公斤。正是由于东北畜牧业的衰退,导致东北由一个传统上的畜产品输出地域转化为畜产品输入地域。东北羊毛的输入量,1932年为309425斤,1934年增至617367斤。皮革及皮革制品的输入量,1931年为578939斤,1934年增至5140510斤。东北肉类及乳制品的输入量1937年为988477公斤,1940年猛增至3228299公斤。就连活畜也已经不能满足本地的需求,须要大批进口。东北牛的输入量,1938年为11644头,1943年已达22822头;马骡驴的输入量,1938年为9317匹,1940年增至18954匹;绵羊和山羊的输入量,1938年为4404只,1940年增至7397只[21]。东北畜产品贸易的逆转,反应了东北畜牧业在日本的殖民抢夺下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三、建国后东北草地资源的开发应用
    
    建国后的东北地域呈现了数次农垦高潮,直到现在仍在进行大范围农垦运动,东北草原退化乃至荒凉化仍然在不断恶化。建国以来,东北西部草原的消长变迁,大体阅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62年。这一期间重要是应用天然牧草资源,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1949年中华国民共和国成立后,履行土地改造,草地为国度所有。东北三省推行开荒扩种,发展食粮生产,耕地面积不断扩展,草地面积逐渐缩小。对草原的应用也逐年增大,距村屯较近的草地多用于放牧。远处草地除水草丰富的处所设有放牧点外,多用于割打贮草,但放牧与割草无显明界线。自由放牧无固定牧道,任家畜游走采食,没有雨天专用牧地,因此草地被家畜蹂躏损坏严重。据黑龙江省农业厅1962年对林甸、肇东、杜蒙、肇源、安达、富饶、泰来等七个县的调查,由于过度放牧和挖药材等原因,损坏草地达6万公顷,其中损坏严重的有3万公顷,影响了草地生产才能的施展,牧草变矮、盖度降落,产草量在十年期间下降10—30%,优质草比例降落5—20%。尤其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代,在“向草原进军”的过错思想指寻下,大批的精良牧场改变为国营农场。其机械化农垦的范围之高、速度之快,使历史时代那种刀耕火种的农垦相形见拙。这一时代,在呼伦贝尔盟垦荒近20万公顷,在昭乌达盟垦荒近96万公顷。相似的大范围农垦同样见于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
    
    第二阶段,从1962年至1978年。这一时代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东北草地资源遭到严重损坏。由于“以粮为纲”,毁草种粮,兴修水利等原因,东北草原面积日趋缩小。吉林省西部草地除了离村屯较远和交通不便的平原低湿草甸草原,如大安市姜家甸子、三家甸子、长岭县的腰井子甸子、白城大沁他拉甸子等地还可以看到草原风光,其他比拟高燥的好草原巳被耕地切割成疏散的草场,与50年代相比,面积减少23%。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添和草食家畜日益敏捷地发展,对饲草和燃料的须要量大增,长期以来东北西部宽大群众就养成了以牧草作为燃料的习惯,秋打春搂,履行抢夺经营,仅烧柴一项每年就夺去畜生饲草30万吨(指羊草)。再加上滥牧、过牧现象严重,使草原生境恶化,土壤板结,牧草变稀变矮,有的已变成不毛之地的碱班,呈现了牛有黑白花、黄白花,草原也有“绿白花”的现象,与50年代相比,产草量减少了40%,沙、碱化面积增添了20%。1962年以后,由于松嫩平原草食畜生发展敏捷,开垦扩种逐年增多,草地面积逐年减少,产草量越来越低。松嫩草地面积1963年由300万公顷减少到1978年的230多万公顷,产草量由每公顷4500公斤,降落到3000公斤左右[22]。
    
    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北地域开端了大范围的草原建设,原始的“苏鲁格”放牧方法开端转变。特殊是1985年国度公布了《草原法》,草原的维护、管理和建设开端走上正轨。近几年来由于落实和完美草地承包义务制,调动了宽大农牧民维护草原、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使草原生产力得到了必定水平的恢复。但毁草种粮的现象仍时有产生。1985年前,吉林省中西部有草原资源2815.6万亩,1992年减为2104.65万亩,减少25%,其中大部分被开垦为耕地。而且由于投入严重缺乏,草场建设速度远赶不上草场退化速度,草场资源得不到休养生息,广泛退化的趋势仍在持续。进人90年代以后,内蒙古又一次呈现了垦荒高潮。到1998年,呼伦贝尔森林草原地带耕地扩展了63.9万公顷,比1989年增添一倍多;科尔沁草原的通辽、赤蜂、兴安盟共扩展耕地79.3万公顷。内蒙古盘算机研讨院遥感中心从1996年起对近l0年来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监测表明,新开荒土地67万公顷,生态屏障严重损坏,导致1999年我国东北呈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黑风暴,其源头就是东北西部草原的荒凉化地带。因此,东北草原经过多次垦荒热,虽然种植业有了显明的发展,但生态环境显明恶化,土地沙漠化加剧,同时也带来了183万公顷的沙漠化土地。这样的代价值得沉思。
    
    四、东北草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草原面积的减少和质量的退化
    
    盲目开荒导致东北草地面积敏捷减少。据1990年辽宁省农业区划复查成果表明,全省有可应用天然草地3997.3万亩,与1982年相比减少17.73%;牧业专用草地面积2074.7万亩,减少37.06%。由于草原面积的减少,为了满足畜牧业发展的须要,就不得不在有限的草原上牧养更多的畜生,使东北草原广泛呈现了牧场超载、过牧的问题。辽宁省西部草原目前放牧地超负荷相当严重。如朝阳地域超载58%,阜新超载30.6%。哲里木盟解放后畜生头数增添8倍多,1985年平均每个羊单位占领草场的面积仅为0.6公顷,全盟畜生总需草量为167.9亿公斤,而全盟草牧场和饲料基地供给的饲草、秸秆总量仅为106.35亿公斤,每年缺草36%。又如松嫩草原的白城地域,由于开荒草原面积1980年比1958年减少了31.7%,1949年每头大畜生占领草原5.7公顷,到1984年减少为1.5公顷。该区草牧场按其产草量可载畜为259万羊单位,但该区1981年实际上载畜为480万羊单位,超载221万羊单位。
    
    在合理的放牧制度下,畜生对牧草的采食不会影响牧草的生长发育及再生,但如果载畜量过多,超越草场的负荷才能,畜、草之间就会失去相对平衡。在超载严重的草场上,畜生为了得到足够的饲草,必定要在草场上频繁采食,由于可食牧草的减少,扩展了畜生采食的时光和范畴,过密放牧加重了对牧地的蹂躏,频繁采食使精良牧草无法恢回生长,牧草受到严重的机械损伤,尤其是一些精良牧草受到的影响就更大,最终导致生活气降落,生物产量减少,牧地草质变劣。草地的超载放牧和不合理应用,必定导致草原水平不同的退化。
    
    东北草原在开荒、过牧、过刈割等人为运动的影响下,目前退化草原面积已近3/4,其中轻度退化草地占东北草原面积的18.55%,中度退化草地占19.26%,重度退化草地占36%。退化草原面积东部大于西部,南部大于北部。科尔沁草原目前70%以上的草原产生不同水平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占20%,中度退化占30%,重度退化占20%;松嫩草原退化更加严重,据统计,松嫩草地退化面积已达170多万公顷,占该区草地总面积的80%,轻度退化占20%,中度退化占30%,重度退化占30%。东北草原退化的突出表示是产草量降落,割草场由20世纪50年代的1500公斤/公顷降落到目前的1000公斤/公顷;草层高由50—60cm降落到20—30cm,植被盖度由85%降落到40%,密度降落了30%。
    
    2、东北草原的荒凉化
    
    中国东北西部草原在全新世气象时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并普遍发育了富含有机质和营养的黑土层,但这层黑土层之下,即为厚层的沙层,从而构成了上述地域潜在荒凉化的沙源。上述地质特色注定了西部草原的黑土地地域并非宜农区,而应该为载畜量有限的牧业区。但是,历史时代,特殊是清朝光绪年间以后,随着东北黑土地被大面积放垦,草场退化和土地沙化乃日益加剧。过度放牧也是草原荒凉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畜生数量的不断增添,特殊是放牧畜生数量的激增,草场压力加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时光,造成过度应用,植被逐步遭到损坏,表土失去了植被维护,引起土地荒凉化的蔓延。过度樵采对草原荒凉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冬季用耙子楼烧柴草是草原居民的一种传统采薪方法,耙子过后全部表土都显露出来,加之冬季干旱多风的气象条件,造成土地荒凉化的进一步扩大。在科尔沁草原,1966年前,科左后旗封育林面积约12.4万公顷,到1976年因樵采,封育林地遭到严重损坏,封育的次生林地已不到1.3万公顷。同时,哲盟数十万公顷封育起来的次生林和疏林草原,因樵采损坏的面积占37.5%左右。
    
    科尔沁草原由于大面积开发农田,导致沙土基质的草原敏捷荒凉化。目前,科尔沁沙化草原已经占全部草原的50%以上。沙化严重的草场由固定沙丘变为半固定或流动沙丘,解放初期流动沙丘仅10.7万公顷,1964年发展到24万公顷。目前流动沙丘已达47万公顷,增添4倍多,现在每年仍以1.5—3.7%的速度持续扩展,国度已把该区列入沙漠地带。科左后旗1949年沙化面积仅有1万公顷,80年代扩展到11万公顷。现在的科尔沁除了少数甸子地外,草原已基础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绵延的流动或半固定沙丘。
    
    3、草原土壤的盐渍化
    
    东北西部草原尤其是松嫩草原大部分属于生态体系比拟懦弱,具有潜在盐渍化偏向的草甸草原。由于超载过牧及盲目耕垦,草原生态体系罹致损坏,导致盐渍化加剧。松嫩草原开发初期,在广阔的草原上生长着旺盛的羊草,不生长植物的盐斑仅占5—10%,盐渍化草甸土和石灰性草甸土及地表生长植物的碱土占90—95%,这三种土壤上生长着繁茂的羊草和野古草,笼罩度70—80%,—般年景草层高70—80厘米,每公顷产干草2250公斤左右。但是,随着草原的滥垦过牧,20世纪80年代松嫩草原盐渍土面积已比50年代增添了将近24.7%,有2/3的草地已经盐渍化,其中50%已严重碱化成为不毛之地的光碱斑,有40万公顷草地不能应用,有20多万公顷的精良草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碱疤癞”。据肇源县调查,盐渍土的面积1962年仅有1.44万公顷,1976年已扩展到2.07万公顷,14年间盐渍土增添6333.3公顷,扩展了44%。草原损坏造成东北盐渍土散布范畴日趋扩展,逐渐形成了松嫩低平原、西辽河沙丘平原及呼伦贝尔高平原等三大片盐渍区。
    
    土地盐渍化对东北西部草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逼,成为东北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大障碍,重要表示为:第一,土地盐碱化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贫困人口不断增添。第二,土地盐碱化的加剧,使草地资源锐减,生产才能不足,耕地资源质量降落,土壤中水的涵蓄量减少,这不仅给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国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压力,长期下去,对东北地域的可连续发展也将构成严重威逼。第三,由于西部盐碱地面积加大,水平加重,土壤内生物菌群减少,土壤团粒被损坏,水分大批散失,土地板结,植被不能正常生长,导致风沙四起,干旱、洪涝灾祸也频繁产生。
    
    综上所述,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大范围垦殖和开发付出极其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不仅伤害了东北地域畜牧业的可连续发展,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坏。草原的荒凉化和盐渍化对东北地域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都将发生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必需吸取历史教训,准确评估和认识农垦盲目扩大和畜牧业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可连续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区域开发的历史。
    注释
    
    [1]《光绪大清会典》,卷222。
    [2]《光绪大清会典》,卷64。
    [3]《东北边政通考》,224页。
    [4]《滦阳录》,卷1。
    [5]《清宣宗实录》,卷430。
    [6]《清宣宗实录》,卷142。
    [7]《理藩院则例》,卷5。
    [8]《清史稿》,卷518。
    [9]《政治官报》,194号,光绪34年4月14日。
    [10]《政治官报》,842号,宣统2年正月25日。
    [11]《东三省政略》,卷2。
    [12]依克唐阿奏请开放养息牧大凌河牧场折,《谕折汇存》,光绪22年7月5日。
    [13]依克唐阿奏请开放养息牧大凌河牧场折,《谕折汇存》,光绪22年7月5日。
    [14]民国《奉天通志》,卷120。
    [15]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民国十年稿本,第1篇,第2章。
    [16]黑龙江省提学使司档案,21—5—143。
    [17]《呼伦贝尔畜产事情》,121页。
    [18]侯厚培、吴觉农:《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犯》,1931年版,158页。
    [19]关维等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黑龙江省档案馆1989年版,572页。
    [20]东北物质调节委员会:《东北经济小丛书》,畜产,沈阳: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3页。
    [21]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609—611页。
    [22]《中国自然资源丛书》,黑龙江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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