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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神秘文字 解码古老文明

时间:2015-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樱花  浏览:54次
不久后,夏商周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提出了与遗址发掘者所持“里头文化期以前为夏文化,期及其以后为商文化”相左的观点,而视里头文化全部为夏文化…年初夏,若不是因为夏收,徐旭生先生还准备赴晋南展开夏文化遗址调查…遗址发掘者时之间很难接受该观点,从而在考古界引发了场参与人数众多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大争鸣…这阶段的发掘工作分发掘遗址和墓地两部分…
发现神秘文字 解码古老文明

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学者徐旭生(徐炳昶)先生率考古调查队跋涉豫西禹县、登封、偃师诸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而开启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随着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深入,确立了二里头文化。“文革”期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曾一度中断。1972年秋恢复发掘。不久后,夏商周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提出了与遗址发掘者所持“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前为夏文化,三期及其以后为商文化”相左的观点,而视二里头文化全部为夏文化。遗址发掘者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该观点,从而在考古界引发了一场参与人数众多、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大争鸣。

晋南素有夏墟之称。1959年初夏,若不是因为夏收,徐旭生先生还准备赴晋南展开夏文化遗址调查。后来这项学术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山西队完成,又选择在文化面貌和时间与二里头文化较接近的东下冯遗址进行了发掘。

确立陶寺遗址文化性质

1977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登封王城岗(相传为“禹居阳城”)遗址,并发现了城址。于是当年秋天,在登封召开了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率考古所十余名成员与会,在会上就夏文化探索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会议结束回到北京不久,考古所党总支书记牛兆勋即找我布置赴晋南为扩大夏文化探索进行发掘的选点工作,并叫我邀上高炜先生,他是考古所山西队成员,熟悉该时期遗址分布情况。

我们随即赴山西夏县东下冯考古队,向山西队队长张彦煌说明来意……在高炜先生的引导下,对翼城、曲沃、襄汾等县展开重点复查,最后选定襄汾县陶寺遗址。翌年初春,我们同张彦煌等一起向夏鼐所长和牛兆勋作汇报,经研究决定发掘陶寺遗址,并和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于同年春天开始发掘。第一阶段发掘工作至1985年结束,总负责人是张彦煌先生,由我来具体主持陶寺遗址发掘。

这一阶段的发掘工作分发掘遗址和墓地两部分。陶寺墓地占地约4万余平方米,我们在近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有多座大墓和一批等级不同的中型墓,大墓出土有鼍鼓、土鼓、特磬、彩绘蟠龙陶盆等属王室重器;大墓和等级较高的中型墓,出土有成组的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和玉器等属礼器性质的器群,它们相映成辉,既开了商周礼器的先河,也构成陶寺文化的显著特征,同时揭示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等级地位。

通过遗址发掘,确立了陶寺遗址的文化性质和早、中、晚三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并在遗址中发现了早于陶寺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期遗存。与墓地发现大、中、小型墓葬相映成趣的是,遗址内发现有天井式的窑洞院落,发现具有神秘韵味的几何形图案的白灰墙皮(壁饰——应是后来发现的当时宫殿的墙壁装饰),还发现了多口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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