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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意识 乐于妥协:通往生态和谐之路

时间:2014-12-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王海滨  浏览:594次
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先民的克制意识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强的启示作用…每次胜利,在第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步和第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个结果又取消了…进入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迭现,生产力快速提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力爆炸式增长,而环境生态问题很快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和频度爆发出来…”克制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
克制意识 乐于妥协:通往生态和谐之路

中国景观网12月8日消息:对“生态和谐”的追求自古就有,在当今中国推进“生态和谐”、建设生态文明,更有特殊的迫切性。世事复杂,我们应该如何从对历史事实和现实世界的考察中,找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妙方呢?

克制意识

贪欲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可是,对大自然,人类却必须有所节制。恩格斯向我们警告过大自然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克制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选择。我们的先民早就有这方面的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成熟的节用制度。历史上一些君主因遵循节用制度,崇俭黜奢而受到赞扬,而靡费无度则常常被谴责。克制意识在一些历史故事里也有折射,商汤网开三面、里革断罟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而不可涸泽而渔、不可焚林而猎等古训也反映了先民的克制意识。克制还通过民俗禁忌等方式含蓄地表现出来。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有“神林”文化,禁止砍伐“神林”中的树;独龙族、怒族、布朗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一定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规定忌打怀崽、产仔、孵卵动物,忌春天狩猎,因为许多动物在春天下仔;纳西族规定禁止毁林开荒,立夏过后实行封山,等等。

先民的克制意识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强的启示作用。进入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迭现,生产力快速提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力爆炸式增长,而环境生态问题很快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和频度爆发出来。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矿田在地下需要经过上百万年才能形成,如今人类凭借先进的采掘技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其开发一空并消费干净。燃烧时,长期积累的碳、硫、硝等物质迅速释放,而环境一时吞咽不下大量污染物。这就好像一个人花了几千年积攒粮食,却在一天之内吃光,难免会消化不良。中国目前的经济具有突出的能源密集型特征,化石能源的消耗量惊人,并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此阶段,节用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经常能见到节用的表述。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把资源节约利用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这延续了节用的历史优良传统,是正确的战略方向。

乐于妥协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用疾风暴雨的激烈方式去完成,也可以在求得各界充分谅解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生态和谐的稳步推进,需要社会各群体对别人保有温情,并乐于妥协。

妥协是克制精神在人际关系中的投射,也是宽容的人生智慧在环境政治中的反映。可是,妥协的出现并不是如水之下流,自然而然,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增加了妥协的难度。

由于利益的分化,人们在面对同一环境公害时,态度可能不同。比如,汽车尾气被公认为是pm2.5的重要来源,车开得越少,空气质量就越好。因此,限号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有利,按理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欢迎。然而,最近北京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57%的民众支持在2014年apec峰会之后继续实行小汽车单双号限行,但受调查者中“自己开车的受访者最不支持”。开车族的反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限行会实实在在地伤害他们的利益。假如一个人花了20万元买了一辆车,预计10年后报废,那么年均折旧费是两万元。如果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那么车的有效使用时间就缩短为5年,年均折旧费增加为4万元。开车族并非不喜欢清洁空气,只是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换取可能的空气改善使其态度有所保留。所以,理性的经济计算严重影响了开车族对限行政策的态度。

生态政治博弈不应该是比谁拳头硬的“武斗”。针对公害制造者,环保的支持者即使占尽道德高地,并占据力量优势,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前者,损害他们的利益,因为满腹怨愤的公害制造者即便日后不“反攻倒算”,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使生态文明建设落空。相反,双方如果都从对方利益诉求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出发,乐于妥协,积极协商,可以找到使双方利益都尽可能最大化的长久之计。

政府引导

人人在消耗资源时都保持克制,人人都乐于妥协,这当然都非常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在公民社会还不发达的时候,政府尤其应承担责任。

政府引导的一种方式可以是经济刺激,即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们自觉避免做有害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目的在于使用经济刺激的手段,引导人们节约。这些制度在我国先秦思想中能够找到影子。比如,荀子就提出可以从税收制度方面来保证生态措施的贯彻执行,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观念引导,促成和维护有利于克制和妥协的社会规范和禁忌也是一种引导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有重大的观念引导意义。观念引导的见效一般较慢,可是一旦某项准则成为规范,效果就会比较稳固。比如,1954年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已从约50%下降到20%,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过政府多年的禁烟引导,在美国不仅早已牢固地树立起了公共场合不可吸烟的禁忌,而且还形成了诸多对吸烟者不利的社会“偏见”。比如,吸烟被公认为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这种“偏见”已经被美国公众普遍接受,并对吸烟者造成巨大压力。部分吸烟者不堪重压,不得不禁烟。美国禁烟的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的观念引导,除了塑造正确观念外,还需要观念纠偏。比如,在引导人们之间的相互妥协方面,应该鼓励人们弃用斗争哲学,像维护物种多样性一样,维护民众在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上观点的多样性,为持有对立意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相互妥协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漫漫征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动用强制手段。即便使用,也应主要局限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纠正无节制、不计后果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暴力压制对立意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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